鲁迅在《坟•论照相之类》中说，外国一些文艺家的照片似乎都是有缺点的、不美的，“托尔斯泰、易卜生、罗丹老了，尼采一脸凶相，叔本华一脸苦相，王尔德有点呆相，罗曼罗兰怪气，高尔基像个流氓，虽说都可以看出悲哀和苦斗的痕迹，但总不如天女的‘好’得明明白白。”下文还顺带的讽刺说：“假使吴昌硕翁的刻印章也算雕刻家，加以作画的润格如是之贵，则在中国确是一位艺术家了”。

这些话，总起来看，带着反思和讽刺：那加了引号的“好”字，是指向中国文化里“瞒和骗”的现象，即总是不能直面正视现实，总是在某种强势面前弱化和退缩自己。

鲁迅却并没有说梅兰芳《天女散花》的艺术与照片不好，还举出许多外国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面相的“丑”来作对比，其借题发挥要求文化反思，而决非针对梅兰芳或吴昌硕的艺术作攻击。

他说：“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。”这句话点明了本文讽刺的对象并不是舞台和艺术家，而是借此指向中国旧文化中深刻病态的东西，启发人们深思：“男人扮女人”岂止在舞台？

“从两面看来，都近于异性，男人看见‘扮女人’，女人看见‘男人扮’”。这句话并不是针对着旦角艺术，而是借着旦角艺术来说事，指向奴婢性。

由此可见，鲁迅是从梅兰芳的旦角艺术现象，进入到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层次，从而作出尖锐的文化批判，借着肯定梅兰芳的高度表演艺术，无情批判中国古来的某种现实与文化。不应以此误解鲁迅，而应以此认识他的思想的彻底和勇猛。有信息说，梅先生对鲁迅从未有过微词，对中国文化深有了解的梅先生是理解鲁迅的，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信息。

文章的最后，鲁迅几乎是重复一遍地说：“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，而且最普遍的艺术也就是男人扮女人。”较前又加上了“最普遍”三字，是更明确地把文章归结到广泛的历史文化的批判上，而决不是针对着梅兰芳以及旦角艺术。

北京京剧院梅兰芳京剧团近有“梅派第三代嫡传弟子胡文阁”扮演虞姬，欣赏之余，不觉有一感想：目前唱梅派的女演员甚多，较著名的也有不少，很多都是在胡文阁之前就唱红出名的，似未见有胡文阁这般“嫡传”桂冠的隆重宣布。从现场欣赏来看，艺术上的道理在于，因为男扮女装，就把最后一层物质的、生物的因素剥离开去，而进入艺术表演的最纯粹的层次。因为，与女演员扮演女角色不同的是，男演员扮女角色，不但要模仿戏中的女角色，基本地还要模仿女性本身，而他却是一个男性，所以他的模仿要经受更严格的艺术眼光的检验，从而进入更深层次的艺术表演，梅兰芳的艺术就是这样的艺术。而女性扮演女角色，因为她自己就是女性，所以凭她女性的天然，反而不容易进入艺术之最纯粹的层次，女人反而唱不过男人。不论男扮女装形成的历史如何，当这一艺术出现，并且到了梅兰芳手中，他使之达到了艺术的极致是举世公认的，鲁迅对此也并无否定。

鲁迅对于男人把自身女性化（比如太监现象）进行历史文化的批判，并没有对舞台旦角艺术予以否定。而梅兰芳由衷地认为，他的艺术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新中国获得了最正面的最本来的意义。